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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的认真与较真

傅雷的认真与较真

作者:余中先

经作者同意转载,原载于2017年8月2日《光明日报》

 

翻译家傅雷是很认真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很较真的一个人,此乃性格使然。无论对翻译事业,对国家命运,对政治局势,对己,对友,对家人,傅雷都很认真,也很较真。

他是翻译家,他对翻译工作的认真,首先是因为他把翻译工作看做一项神圣的义务。我们都知道,他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三十年代后期,他住在沦陷中的上海。当时,傅雷“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成天致力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意在让一个个有热血的青年从沉沦中奋起,寻找反抗的道路。可以说,傅雷是在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度过的抗战岁月(1927年刊出第一卷,41年出齐)。

要做神圣的工作,就得有非凡的本身。傅雷的法语很好,汉语同样也很好,达到了能自由创作的地步,这一点,我们大都是通过《傅雷家书》看到的。1954年4月7日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岁出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语,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善念以后,在我法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学法语,他的经验是“学得慢一些”,“贪多务得是没有用的”,由此也可见他学语言的那种认真。

而在翻译中,傅雷的工作态度又极其认真。认真的态度,加上很高的语言水平,这就保障了他的译文是一流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现在(以前也是这种情况)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做得不好,要不,就是外语不好,吃不透作品的真髓,彻底理解原文成为大问题,要不,就是汉语不好,写下的文字别别扭扭的,读起来磕磕巴巴。而傅雷的文字则如行云流水,是很好的汉语。从《傅雷家书》的流行和名气远胜于傅雷译文这一例子来看,就很能说明问题。

傅雷的语言好,在加上工作的认真,其译文拿出来,当然就很好。但傅雷还是利用种种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比如,通过阅读法国作家的作品,知晓他们的长处,来比较自己的短处。又比如,他会去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来发现汉语中一些精妙的用法,以便借鉴到他自己的译文中去。

傅雷读伏尔泰,会发现伏尔泰作品的“故事性不强”,同时也发现,其文字的精妙,全在于“若有若无的讽喻”。比照之下,他觉得自己没能力表达出这种精妙来。他知道自己不善于翻译这样的作品,“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但傅雷知道谁的译笔比较适合伏尔泰,他在书信中这样告诉傅聪:“这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必姨指杨必,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的译者;钱伯母指钱钟书夫人杨绛,她是杨必之姐)。

他为提高自己的汉语感觉,使译文更生动活泼些,更读中国的作品,他曾熟读了老舍的小说,不过未能解决问题。读老舍的《四世同堂》,他很遗憾地“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啰里啰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此处引傅雷对老舍的批评,其实也无损于老舍的英名,因好作家的文字也不是篇篇都好,时时都好的。同时,这一件事也佐证了傅雷对文字的较真:可见他“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 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其实有这样的较真态度,是可以保证译文文字质量的。

说到翻译工作方式方法或曰翻译过程上的认真,傅雷的体会,首先,是认真地选择要翻译的作家作品。傅雷选择翻译的法国作家主要是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莫罗阿,这些人的作品在文学史中都是一流的,从十八世纪的“启蒙”,到十九世纪的“写实”,到二十世纪的“现代”,都是法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年)需要的精神食粮。他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尤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傅雷是本着为启迪中国人民族精神的心,来奋力作他的翻译的。当然,在工作中倾注全部心血,付出全部努力,于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次,傅雷在动笔翻译之前,会“熟读原著,不厌求详”,他曾告青年译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当然,是不是每次工作都要那样,现在也无从可考。

再此,翻译中,对原文的遣词造句之处反复琢磨,“煞费苦心”,琢磨其在原文中为何是美的法语,在译文中又如何成为美的汉语。当然,其中的苦与乐,难与妙,只有译者自己知道。

《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第一部的一开头,是但丁《神曲·炼狱篇》第十七歌的这样一句:“Come, quando i vapori umidi e spessi/ A diradar cominciansi, la spera/
Del sol debilemente entra per essi...” 原文为意大利语,如果一字一词地直译,大致是这样的:“当潮湿而又密集的雾气/开始渐渐消散/圆圆的太阳柔柔地钻入其中”,这样的转达,能给读者一个完整而又确定的形象,傅雷译为:“濛濛晓雾初开,皓皓旭日方升……”这样的意象就朦胧得多,意境也诗意得多,远非一般的译者所能做到的。可以比较一下,王维克的《神曲》译本,这一句译文如下:“及至厚厚的湿气渐消以后,阳光微微地射入了。”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傅译和王译文风格的不同。一般人的译法大多会依照王译的路数去走,而傅译则不求形似,更求神似。从汉语阅读的效果上,傅雷的译文更容易为中国读者接受和欣赏。

再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同一卷同一部正文一开头,法语是这样的:“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ère la maison. La pluie bat les carreaux depuis le commencement du jour. Une buée d’eau ruisselle sur la vitre au coin fêlé. Le jour jaunâtre s’éteint. Il fait tiède et fade dans la chambre.”傅雷翻译为:“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而下。昏黄的天色黑了下来。室内有股闷热之气”。

不少读者说,一读到“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这九个字,就认定这本小说一定要读下去。还有人就此开头写过专门的欣赏文章,殊不知,他们欣赏的其实不是罗曼·罗兰,而是傅雷。到后来,我们发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其余译本对此句的翻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有译者译为,“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的后墙”,也有的译为,“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更有一个译者,可能是觉得高山仰止,索性就绕过了这一句。这种无奈,不仅使人联想李白面对黄鹤楼的美景和前人诗句的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1929年,傅雷在法国


傅雷对一些西方语言与汉语在表述上的差别也有深切的体会:“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也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傅雷在译文中特别追求用汉语自有的方式,把法语原文中固有的种种元素作“神似”上的转达,而不是在译文形式上体现出对原文的“忠诚”。

翻译初稿完成之后,还有校改这一通工作。傅雷对自己译文的校改,也是极其认真的。从傅雷译文的手稿和校样(无论是四十年代,还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的修改,令我想到巴尔扎克本人在其校样上的改动。傅雷于1942年曾译出法国作家杜哈曼的《文明》,因不太满意,后于1947年3月“花了一个月的功夫把旧译痛改一顿”,才由南国出版社出版(1956年的人文社版是南国版的重印)。另外,上文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文是傅雷在抗战期间完成的,50年代,傅雷出于对自己译文的不满,从52年6月到次年3月,特地校订修正了全书,在他写的一篇介绍性文字中,他甚至这么说:“这部近代古典巨著,初稿本是于十年前问世,先后印行七版。兹由原译者全部重译,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

傅雷对自己的译文要求之严,在1963年给当时还是年轻译者的罗新璋(后为著名文学翻译家)的信中可见一斑,他明确表示:“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傅雷对自己每天要翻译多少字数,也都是绝不马虎的。长年累月中,傅雷每天都在书房中做翻译,自己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每天,不达到那个数量,就不做别的。以己及人,他对儿子的钢琴训练也有苛刻的规定,傅聪不完成每日的训练量,是断然不可以去玩的。也正因这样,在他短短的五十八年生命中,他用大约三十七年的认真工作,翻译了约五百万文字的译文,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政论方面的作品三十多部(这是我根据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全集》自己统计的)。其中巴尔扎克的十多部小说,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三巨人传》最深入人心。可以说,正是由于傅雷,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书在中国赢得了比在法国还更多的读者,赢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好”命运。

傅雷性格中倔强较真的特点,让他平时待人接物同样也十分认真,使他成了一个是非分明,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之人。

据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夫人朱梅馥了。这一点,《傅雷家书》中可见端倪。

对别人翻译中的错误,他也持了一种“苛刻”的态度,大概是他不容许那些文字上的差错出现在译文中,大概这些错误排成了铅字,印成了书后太扎眼,太“煞风景”,让他看不下去。


傅雷与夫人朱梅馥

杨绛有文《忆傅雷》,谈到:1954年,有一次,在北京开翻译工作者的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后被会议组织者作为会议文件而印发。在那份意见书中,傅雷信手举出当时翻译作品中许多谬误的例句。此一“挑人错以示众”之举触了众怒,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为此,钱钟书还写信批评过傅雷,劝他多多与人为善。

他的批评毫不留情,根本不顾及别人的面子,简直就像是在训斥自家孩子。不是吗?在《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父亲对儿子傅聪、傅敏近乎于苛刻甚至残忍的要求,要求他们做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的人。儿子性格、脾性中的一些弱点,一些不入他眼的做派,傅雷是十分计较的。《傅雷家书》在,读者自可明鉴。

傅雷先生对他人译文质量的这种“较真”,在我们看来确实是太过分了一些,但傅雷毕竟是傅雷,倔强较真的性格使得他说话根本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当然,就事论事地说,他挑人之错本身没错。钱钟书写信批评他之后,他有段时间也不搭理钱杨两口子,但不久,就恢复了书信来往,大概,此时,傅雷的气早就消了。

翻译总是会出错的,翻译家不是神仙,译文出自凡人之手,总免不了偶尔有一点点小错。傅雷自己的翻译虽然总体上做到了信达雅,但有些地方还是出了错。记得我曾工作过的《世界文学》杂志,就曾经刊登过翻译家郑永慧先生的一篇批评文章,谈及傅雷翻译梅里美小说《高龙巴》中三十余处差错。那已是1990年代的事了,傅雷已经作古,不可能听到读到,有所反响。真难想象,要是傅雷读到郑文,又会作何感想。不过,要说明的是,傅雷最初动手翻译《高龙巴》,是在他最初留学法国和初习翻译的1928年(那年他二十岁,而《高龙巴》最早的版本是1953年平明出版社版,次年人文社重印,与《嘉尔曼》合集为《嘉尔曼  高龙巴》),那时他的法语水平、翻译能力跟他后来巅峰时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顺便说一下,我本人也于1990年代复译过梅里美的小说《卡门》(即嘉尔曼)和《柯隆巴》(即《高龙巴》),翻译中恰好参照过傅雷与郑永慧两位先生的译本,发现各有千秋,而傅雷先生译文中的小小外伤,应该无损于其译本的整体水准。当然我后来也注意到,施大悲、叶君健,张冠尧等人也翻译过《卡门》,而戴望舒、徐仲年等人也有《柯隆巴》的译本。大致比较了一下,真的是各有千秋。回顾我自己的译本(当时是架不住朋友的鼓励和催促才勉力完成的),只觉得无法超越前辈,但求能处理得有些不同,个别处有些创新。我想,学习,欣赏,宽容,不吹毛求疵,这大概就是我对待前人译作的态度。这也是我学习傅雷翻译后的一点体会。后来,我对梅里美《卡门》《柯隆巴》等几篇小说译文的校改修订工作,在浙江文艺版、中国文联版的编辑过程中一直都在继续重做,今年的修订则是为未来三联版而做的。可以说,没有大师傅雷在先,我对梅里美作品的翻译也不可能做得如此精细,这都是在跟傅雷先生学呢。

傅雷成为“右派”,也是“较真”的结果。1957年,他先是听党的话,“以一颗赤诚的心”,“忙着管闲事”,后政治风向转了,傅雷却还认真地写了《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一文,在当时的反右高潮中,一直不肯做“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的表态,以至于其检查始终就通不过。最后,在次年的“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分子。

某种程度上说,傅雷从反右开始连连遭遇的不幸,虽是家国不幸导致个人不幸,却也跟他较真的性格有一些关系。在他结交的一些朋友里,难免夹杂一些不太够朋友的人。傅雷的心直口快,满身棱角,动动辄就会触犯人,这便会通过一些假朋友的心与口,造成不少的“误会、偏见、骄矜”,造成了种种“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友人:某某“朋友”昨日还在他家吃饭,今日却在报纸上骂他。不知是不是因为他知晓自己不善人情世故上的圆转,才断然转身背离社会,独自潜身书斋,认真做他的翻译。

毕竟,铩羽而归的傅雷,还是认真地回归了书房,每日里译书不辍。所谓“反右”之后一段时间里,傅雷翻译好的一些书,如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等,一直未能出版,即便是社会需要比较迫切的《艺术哲学》一书,出版社也建议作为译者的傅雷改用笔名出版,因为,当时上级有明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右派分子的译作,一律得改为笔名方可出版。但傅雷就是不买这个账,他硬气地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1961年底,报上宣布傅雷摘帽,傅雷闻讯后并不作喜,却认真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幸运的是,摘帽之后,他的一些译作终于获得了出版机会,如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幻灭》等。

文革来临之前,傅雷通过认真思索,认定:“迩来文艺翻译困难重重,巴尔扎克作品除已译者外,其余大半与吾国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所抵触”,遂致信文化部领导,表示“故拟暂停翻译巴尔扎克小说”。此举足见傅雷对局势之深刻的悲观看法,以及由此保持洁身自好的认真态度。此时,他译著很少,到1964基本告停,总结自己时,他曾说,“我年过半百,世情已淡,而且天性中也有极洒脱的一面,就是中国民族性中的‘老庄精神’,换句话说,我执著的时候非常执著,摆脱的时候生死皆置之度外。”可见,那时的傅雷依然是一个认真的人。

文革开始,傅雷灾祸临头。也正是一种较真的做人态度,使得傅雷觉得,被受到三天四夜“抄家”的奇耻大辱之后,根本无法苟活下去,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上吊自杀,“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也正是因为他的那种较真,他和夫人朱梅馥对自杀做了很“认真”的安排,怎么上吊,并在自杀前留下遗书给妻舅,凡事十三条,一一安排自己的后事,怎么处理经济账目,怎么付丧葬费,怎么安排保姆的过渡生活,等等。对此,儿子傅聪用一个词“martyr”(殉道者)来评价。殉道者,置生死于度外的认真之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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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前主编、文学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年获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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